全球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问题将要对疫情过后的社会造成巨大的改变。多数的产业必将以传染病风险为前提进行重新构建，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就算新冠疫情过去，也会有新的传染病出现。我们必须要对“新·新冠”疫情的发生做出事前应对，而不是单纯的想着“只要疫情过去，世界就会恢复到从前。”
举个例子，从工作方式上看，是否能够回到从前一般，大家聚集到办公室，在狭窄杂乱的办公间各自工作呢？远程办工的可能性已经被证实的情况下，回到办公室的风险反而更高，生产性反而得不到提高（当然更有可能会是两种工作方式并行）。而移动方式会有什么改变呢？飞机、新干线、满员电车等，这一类高密度的移动方式还会是首选吗？餐饮店也一样，对应将来可能出现的传染病应该做什么样的积极对策呢？
眼下，日本对“要求停业”和“补偿损失”两个论题的讨论很激烈。一般来说，对于企业的损失进行补偿是不可能的，补偿损失的中心思想是在一定的期间内，作为保障人们生存的安全网，面向个人发放一定金额的配给，也就是无条件基本收入。日本最初的提案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且只对收入减半的家庭配给30万日元（约2万人民币）。由于这个提案过于复杂，并且遭到了国民的反对，现在改为以对所有人无差别的配给10万日元（约6,400人民币）为方针的讨论（具体实施方案要再讨论）。
但是，如果以日本人口1亿2千万来简单计算，每人10万日元也就是需要配给12兆日元，以现在的储备大约只能持续配给2～3个月（单身一族应该只会配给1个月），即使疫情的影响更久，也不可能一直配给下去。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财政问题都是严苛的，而日本国家债务占GDP比超过20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更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对应现下这种真正的紧急时刻，平常本应施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日本现在可以说是尝到苦果了。
许多人认为，迄今为止社会是向着效率化一边倒（也就是都市化），而在新冠之后（或进行时）会向着完全相反的反向转变。例如安宅和人认为，将会由闭（Closed）向开（Open）、由密（Dense）向疏（Sparse），渐渐“开疏化”。以日本为例，就是放弃聚集到东京地区，转向居住费用更低的地区，选择更“像人”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一系列价值观的改变，正是这次新冠疫情对文明的根本挑战。
但是问题会这样单纯吗？其实，同样的讨论已经超过了10年，但是人们只会比从前更加向都市聚集。这是因为文化水准的问题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产生了更大的价值。从根本来说，都市化就是人类文明本身，经历过西班牙流感等许多传染病考验的都市系统是不会轻易被改变的。其他还有诸如基建问题，人口的不断减少导致渐渐无力支撑地方的基础建设等等。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新冠疫情提出了对新的社会形态的需求。我认为，更开放、更稀疏、效率更高并且对应传染病的能力更强的都市形态是存在的，存在第三条路。不能单单期待抗过停业补偿后能恢复到从前，而是应该积极的促进产业形态的改革和改变。
在现今的制约条件下，不应该急着全盘否定过去，而是应该考虑如何以现状为起点而“进化”，应该在这一点去绞尽脑汁。只想着“过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到从前，咬咬牙扛过去”的经营者，将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在最后，将一篇有名的文章介绍给大家。这是江户末期，備中松山藩（现在的冈山县）的重臣山田方谷所著理财论中的一篇。
「统领天下者、其思想必立于事外，以观事物之本质、而今有权者皆为金钱而屈与事内」
山田方谷「理财论」
应对新冠，短期即时的对策是很重要的。但是，只对应事物的“内”的治标疗法是有极限的。真正的经济不仅仅只是桌面上的会计，而是面向国家未来的积极姿态、人民的道德观和雄心、以及接受新的变化并积极参与改变的勇气。“确实，当无法保证所有人的生活的前提下，这个世界不会变好。但是，无法充分保证所有人的生活是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忍耐饥饿和困苦，努力将世界变得更好一些，这是所有人的义务。这也是确实的。”（下村湖人『为了青年的思索』日语书名《青年の思索のために》）。